對湯璇來說，來到台灣，並不是一場預先規劃好的人生選擇。她在湖南永州長大，與先生相識、交往、結婚，一切看似循序漸進。婚後，兩人原本打算在中國與台灣之間往返生活，直到孩子出生後，一場突如其來的健康檢查，讓這個計畫在短時間內被迫改寫。 

孩子才四個多月大時，夫妻返台辦理戶籍與生活安排，卻發現先生罹患肝癌。考量後續治療與醫療資源，他們決定先留在台灣。沒想到，原以為只是「暫時」的停留，一留就是十一年，也讓湯璇的人生真正落腳在這座陌生城市。 

她回憶，那時候的自己還來不及思考「留下來意味著什麼」，生活就已經推著她往前走。照顧病人、照顧孩子、承接日常瑣事，一切只能邊走邊學。陪著孩子成長的過程，也是湯璇逐漸在台灣社會找到位置的時間（圖／湯璇提供）

遠嫁之後，生活必須從頭開始

剛來台灣時，她最大的適應不是語言，而是生活細節。來自湖南的她習慣重口味與辣，台灣料理偏甜清淡，來台灣才一個多月，她就已經瘦了4公斤。 

然而，更大的衝擊是來自身邊關係的歸零。沒有親人在身邊，公婆早已過世，孩子年幼，加上先生治療期間身心狀況不穩，家庭責任幾乎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夫妻也曾因長期壓力出現摩擦，她坦言，那段時間，孤單是生活裡最真實的感受。 

「遠嫁這兩個字，是到那時候才真正懂。」她說。 

工作與口音，是她與社會的第一個接點

孩子三歲多上幼兒園後，湯璇走進職場，從事客服相關工作。電話另一端的聲音，也成了她與社會最直接的連結。有客人一聽口音就懷疑她是詐騙，有人不耐煩地追問她是不是台灣人。同樣的流程，她往往需要花更多時間完成，也必須承接更多情緒。 

所幸，在高壓的工作環境中，她也遇見理解。主管並未將問題歸咎於她的能力，而是陪她一起調整應對方式；同事在她遭遇無理客訴時，也會主動分擔、提醒她「別往心裡去」。這些支持，讓她感受到台灣人溫和的一面。 

回不去的時候，才真正知道自己在哪裡

回顧這十一年的生活，湯璇認為，最深刻的轉折來自疫情期間的「回不去」。那三年，她幾乎無法返鄉探親。父親病危時，她一遍遍查航班、托人詢問，只買得到隔天的機票，仍抱著一絲希望趕回家，卻終究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母親動手術時，她同樣只能留在台灣，反覆盯著手機，等待一則平安的訊息。 

那是一種說不出口的無力感。明明知道家人正在經歷最艱難的時刻，自己卻被時間與制度卡在原地，只能等待消息，什麼也插不上手。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她說。事後回想，那段時間讓她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與原生家庭的距離，早已不只是地理上的遙遠，而是被現實與制度拉開的落差；也正是在那樣的時刻，她真正理解，台灣不再只是暫時停留的地方，而是這個階段必須站穩、必須承接人生重量的所在地。 

留下來，是因為生活已經在這裡生根

先生離世後，她沒有考慮回中國發展。不是沒有思念，而是她已逐漸適應在台灣的生活節奏。這裡相對安靜、不過度評價他人的氛圍，讓她感受到一種可以慢慢生活的空間。 

孩子在台灣成長，也讓她更確定留下來的選擇。女兒熱愛舞蹈，非科班出身，仍憑著努力，在市賽中獲得特優，準備挑戰全國賽。她不替孩子設下過高期待，只希望孩子能在被尊重、被信任的環境中，慢慢成為自己。
女兒在舞蹈領域展現出亮眼表現，憑著持續練習與投入，在市賽中獲得特優成績，也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圖／湯璇提供）

慢慢站穩，是她選擇的生活方式

談到新住民身分，湯璇說，那只是一個事實，而不是標籤。她是母親、是女兒，是曾在職場被口音質疑的人，也是一步一步為生活找位置的普通市民。 

她也坦言，最希望政府能扮演「澄清者」的角色。長期以來，新住民、特別是陸配經常被貼上錯誤標籤，但事實上，新住民初來台灣並無健保資格，身分證的取得也需要長時間居住與嚴格條件，並非外界想像的輕易可得。此外，她也盼望親屬探親制度在特殊情況下能更具彈性。她並非期待制度放寬，而是希望資訊清楚、程序透明，讓新住民在緊急時刻不必反覆補件、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我沒有什麼大道理，」她笑著說，「只是希望孩子有一天回頭看，會知道媽媽有努力把日子過好。」 

從湖南到台灣，人生沒有預演。這場沒有回頭路的人生轉彎，在一次次選擇中，慢慢累積出屬於她和孩子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