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新二代，他卻選擇不讓人看見這個身分
黎政諺是中國新二代。母親來自中國重慶，父母在四川成都相識，他也在成都出生，四歲後隨父母回到台灣，在花蓮一路長大。但如果他不說，幾乎不會有人發現。

「我其實就是在台灣長大的，一般人不會覺得我有什麼不一樣。」語言沒有口音，生活習慣也完全融入，他的人生軌跡，看起來和多數台灣孩子沒有差別。
只是，在成長過程中，他很早就學會一件事，不要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背景。談到那段經驗，他回憶：「國中發身分證的時候，我還特別去跟老師說，不要在全班一起發，因為上面會寫出生地。」那時候社會上對中國的負面新聞頻繁，他擔心一旦被看見，就會被貼上標籤。「我沒有真的被歧視，但我會怕。」

這種沒有發生、卻一直存在的顧慮，讓黎政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選擇不說、不提。對外，他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台灣學生；只有在少數相同背景的同儕之間，才會自然談起彼此的家庭。

看見差異，也理解無法隱藏的人
成長過程中，黎政諺逐漸看見另一種處境。「有些同學，其實沒有辦法像我一樣選擇不說。」他提到，在學校裡，有些來自東南亞的新二代，因為語言能力還不夠成熟，與同學互動時常出現距離；也有人因家庭資源有限，在學習上顯得吃力，久而久之，容易被貼上標籤，甚至被刻意忽略。

對黎政諺而言，如果不主動提起，自己的背景不容易被察覺；但對一些人來說，語言、口音，甚至外表，本身就是無法隱藏的差異。「他們不像我，可以選擇不說。」他說。

這些觀察，讓他慢慢理解，問題不在於差異本身，而是在於差異被放大之後，如何影響一個人被對待的方式。「那種怕被用不一樣眼光看的感覺，其實是共通的。」他補了一句，語氣很平靜，卻帶著一種經驗過後的理解。

一段機緣，走進不同族群之中
談到現在的工作，黎政諺自己都覺得有些意外。「我其實也常常問自己，我怎麼會在印尼協會？」他笑著說。大學就讀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的他，本就關注社會議題。真正進入第一線，是因為母親長期投入新住民服務，在一次社福場合中結識協會成員，也因此將他引薦進入台中市國際關懷印尼協會。

從志工開始，黎政諺慢慢參與，最終成為全職人員。「一開始只是去幫忙，但後來就一直留下來了。」身為中國新二代，卻在以印尼移工為主的協會工作，這樣的組合看似不相關，但他反而在其中找到一種很自然的連結。

「他們其實很容易接納你，不會因為你不是他們的人就排斥你。」從學習語言、參與課程，到協助媒體與社群，他慢慢融入，也開始理解這個群體的處境。從觀察到記錄，黎政諺透過影像貼近不同文化與現場狀態，在參與中累積理解，也讓更多人看見彼此（圖／黎政諺提供）

語言，是讓人被理解的開始
在協會的工作中，他最深刻的體會，是語言的重要。「很多移工其實資訊是很封閉的。」他解釋，因為工作型態的關係，許多人長時間待在雇主家中，能接觸到的資訊有限，甚至只能透過社群媒體取得消息。這樣的落差，讓他們在醫療、法律或勞動權益上，常常處於不利位置。

因此，協會發展出線上語言課程，安排在晚上進行，讓移工在有限時間中也能學習。課程從華語延伸到台語，再到日常生活與制度資訊。「語言，其實就是橋樑。」對黎政諺來說，當溝通變得可能，很多原本可能累積的誤解，也有機會被化解。

不選邊站，而是在中間連結彼此
談到「中國新二代」這個身份，黎政諺的態度很明確。「我不需要選邊站。」他認為，成長背景只是起點，而不是限制，「我覺得不需要用這個標籤來定義自己，真正重要的是你做了什麼。」

也因此，他沒有特別把重心放在自身族群，而是把目光放在更多需要被看見的人身上。「如果有些人其實更需要幫助，那我就會把時間放在那裡。」對他來說，比起強調身分，更重要的是在不同處境之間找到可以產生連結的位置。

長期接觸不同族群後，他的視角也逐漸拉開。「我覺得台灣其實資源很多，但下一步應該是要走出去。」他觀察，新住民與新二代往往具備語言與文化的優勢，如果能被好好培力，不只是適應社會，也有機會成為連結不同文化的角色。

「不只是讓大家來台灣，而是讓台灣被帶出去。」他說。對黎政諺而言，這不只是工作上的延伸，而是一個逐漸清晰的方向，把不同經驗帶往更大的場域。

在不同之間，走出自己的方式
從一開始選擇不多談自己的背景，到後來能夠坦然說出「我是新二代」，黎政諺的轉變並不是一個瞬間，而是在時間中慢慢累積的結果。「以前會覺得，能不提就不要提。」他說，但隨著經驗增加，他開始理解，那些差異不一定需要被隱藏，而是可以被放在更自然的位置。

他沒有把自己放在單一的一端，也不試圖代表某一方，而是在不同經驗之間，找到一種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不同之間，慢慢找到理解彼此的方法。」對黎政諺來說，這不只是他的選擇，而是一條他願意持續走下去的路。與團隊合作拍攝的過程中，黎政諺站在不同角色之間協調與轉換，逐漸形成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圖／黎政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