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住民從受助者到貢獻者：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這股改變社會的力量？
在台北車站的某個週末夜晚，一群年輕人靜靜地穿梭在街頭巷尾，他們沒有喧嘩，也沒有旗幟，只有熱食、舊衣與溫暖的笑容。他們是來自桃園【開南大學國際志工社】成員，領頭的是兩位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學生：范悅力與阮氏鸞。他們不是新聞的主角，也不渴望掌聲，但卻正默默地將「善行」實踐在城市最邊緣的地帶。打破既定印象：新住民不只是被幫助的對象台灣社會對於新住民的印象，長年以來停留在「需要接納」與「語言弱勢」的標籤上。然而，這種單向度的理解忽略了新住民本身也可能是主動改變社會的行動者。悅力與阿鸞的經歷，正是顛覆這種想像的最佳例證。他們用行動證明，新住民不只是被保護的群體，更是推動公益、促進共融的社會參與者。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這種角色轉換不僅有助於提升新住民的自我認同，也促進了整體社會的凝聚力。在國際上，許多多元文化社會早已不將移民視為「需要被同化」的對象，而是強調文化交融與互補性，台灣也正在邁入這樣的階段。這不只是文化議題，更攸關台灣在國際人權與多元價值評比上的立場。因為台灣目前少子化以及需要大量引進外籍學生（年輕就業人口）的趨勢與需求來看，我們的看法跟上述所引用公視文章相同，外籍學生是廣義的新住民，就社會關懷來說，外籍學生是長期被台灣社會忽視的族群。台灣的新住民族群不應只有外籍配偶、移工，還應該廣納另一群高知識份子的族群：外籍學生，而他們大多數都是大學生與研究生。尤其是這些學生往往精通多語，能夠協助母語社群與主流社會之間的溝通，同時也具備對社會觀察的敏銳度與國際觀。從政策設計面來說，若能針對此類新住民青年設立更多公共參與的管道，將有助於打破僵化的身份分類，讓新住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角色感」更加具體可行。從街頭出發：青年志工如何挖掘社會盲點開南國際志工社的街頭行動最初只是幾位學生的個人熱情，但當這樣的熱情持續運作、週而復始地接觸同一群街友，便產生了深層次的人際連結。他們說，這不是一次性的施予，而是長期的陪伴。這樣的陪伴，也讓他們看見體制難以涵蓋的社會縫隙。街友之所以仍在街頭，往往不是因為「拒絕協助」，而是制度本身的距離感、社會資源的斷層。這些觀察與行動，不正是公民社會最珍貴的部分？而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這樣的社會敏感度，也可以來自新住民？這點對於正處於社會轉型中的台灣來說，尤為重要。近年來我們談論很多青年參政、社會創新，但若將焦點只放在本地中產階級青年的倡議上，便容易忽視如悅力與阿鸞這樣「非主流」青年所展現的行動力與社會責任。他們的參與，其實正在豐富「台灣青年」的定義，也擴展了台灣公民社會的包容性。文化共融的實驗室：校園志工社的多元價值從原本只有越南成員，到後來吸引台灣本地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加入，開南大學的國際志工社已成為另類的文化實驗場。透過一週又一週的共同任務，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在行動中彼此理解、磨合與合作。這些過程所帶來的結果，是比課本更真實的文化交流與社會觀察，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年輕一代的價值觀。這提醒我們：跨文化的教育不必然要透過制度設計，實作型的參與才是最有效的國際觀養成。而新住民青年，就是這場教育革新的最佳橋樑。而這樣的「場域」不只能存在於校園。如果能透過公部門與NGO的合作，將這類跨文化志工行動納入地方社會服務系統，甚至透過「服務學習」制度與社會設計結合，將有機會創造出更長期的社會改變路徑。從善行到公民意識：新住民也是民主社會的實踐者台灣社會不乏善良的人，卻仍常因語言、外貌或身分將人劃分出等級。悅力與阿鸞的例子提醒我們，民主社會的精神不只是選舉、制度，更是彼此的平等與信任。而新住民並非只能接受社會的框架安排，他們同樣可以成為制度外的推動者，從行動中展現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這樣的責任感，不分國籍，不分出生地，是所有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都應共享的價值。特別在台灣即將進入高齡社會、勞動力逐漸短缺的背景下，新住民的參與與貢獻將不再只是選項，而是社會穩定與進步的必要條件。因此，應從制度面重新設計「新住民公共參與架構」，讓這些已經在地深耕的人們，真正成為政策的參與者與制定者，而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從他人到我們-新住民的故事，不會只是特例悅力與阿鸞的故事，並不應只是溫馨片段，更應引發社會制度與價值觀的反思。我們是否給予足夠的平台，讓來自不同文化的人，能發揮潛力、改變社會？我們是否能在教育、媒體、政策中，放下既有的優越感，真正以平等眼光看待來自越南、印尼、泰國…等的每一位新住民？甚至是來台灣念書的外籍學生?他們雖然是外籍生，但也是另類的新住民，更是帶著高學歷、思考能力與行動力為台灣注入另一股新生命力的生力軍！台灣若要成為自由民主的亞洲燈塔，就必須在人權平等的細節處，顯現出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新住民不該只是被動參與的配角，而是共創未來的主角。他們的力量，正是這個社會容易被低估、但卻最值得珍惜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