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下諄一： 來自日本愛知縣，住在台灣已經40年的資深新住民
東京經濟大學畢業
經歷：小說家、散文家。《臺灣觀光月刊》總編輯8年
2011年以中文書寫的小說《蒲公英之絮》（印刻文學出版，2011）獲第11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獎助，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外籍人士。
著有《隨筆臺灣日子》（木馬文化出版，2013）、《記憶中的影子》（允晨文化出版，2020），日文小說則有《アリガト謝謝》（講談社，2017）。
經營YouTube頻道「超級爺爺Super G」。
（圖／木下諄一提供）
我第一次來到台灣，是在四十年前的一九八○年。之後曾有一段時間回到日本工作，再踏上台灣已是六年後。算算在台灣生活的日子，一晃眼便已是三十四年。這數字說來容易，但絕對不短。
「為什麼來到台灣？」我常常被問這句題。尤其是在《蒲公英之絮》獲得台北文學獎之際，像見面打招呼似地，媒體記者開口便是這個問題，幾無例外。
面對大家的好奇心，我一貫的回答是：「被風吹來的。」
當年還是大學新鮮人的我，在東京認識幾個從台灣來的留學生。聽了他們談及家鄉的美好，挑起我對於台灣的興趣，總想找機會親身體驗嘗試。不過，這只是與台灣結緣的「契機」而已。
我在《蒲公英之絮》書中寫道：如同人與人的相遇是一種緣分，而人與城市之間也有著類似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一股神奇的力量。正由於這股力量，人被城市召喚而來；當緣分盡了，人又離開城市而去。
這是我透過小說想要傳達的意念。沒有人例外。我在童年時期，對於會在外國一個陌生的城市中度過人生最精華的半輩子，連做夢都沒有夢過。回頭想想，我和台北之間的緣分，一定是非比尋常。
（圖／木下諄一提供）
四十年前，初到台灣。雖說台北是台灣最繁華的都市，但與今日不同，那時除了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等知名觀光景點之外，一般的市區街道上很難看到外國人的身影。
當時整體的社會氛圍充滿著緩慢的步調，每個人都十分親切和善。對我而言，這裡既新鮮又深具吸引力。
「把中文學好」是我希望與台灣結識的第一步。要是能夠學會中文的話，便可以和這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思考模式及認知與我迥然不同的人們直接交流。這是多麼奇妙的事！一想到這兒，心中雀躍不已。
我下定決心，便向日本學校提出休學申請，隻身再度來到台灣。用一年的時間，在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全心全意學習中文。《記憶中的影子》是我以這一年的親身體驗所寫成的小說，有興趣的朋友請務必一讀。
（圖／木下諄一提供）
如同這篇文章一開頭所寫的，之後我曾一度回到日本工作；會再次來到這裡，可以說是冥冥之中聽到台北的聲聲召喚。
這次回來不是求學，而是求職。一九八九年，這時候的台灣，外國人還不多，很多地方需要會日語的人才。正因如此，我很快地在某大學的語文推廣中心找到日語教學的工作；更在幾年之後，接下出版社總編輯的擔子。在擔任總編輯的期間，每天必須閱讀大量的中文資料，不知不覺我的中文基礎越磨練越穩固，而且不斷地進步。
同時，台灣的各方面也不斷轉變。
經濟迅速起飛、社會正以驚人的速度邁向民主化，台灣人也開始將出國旅遊視為理所當然。對照我第一次來台灣時，正值戒嚴時期—看到台灣這番改變，我還記得那時的驚訝夾雜興奮的心情，猶如見到世界脫胎換骨一般。
在一九九○年代的後半，不僅僅於觀光景點，歐美人士在大街小巷信步而行、聽見旁人以日本話交談，都成了台北生活的一部分；接下來，像我一樣來到此地工作，或是因為結婚而在此地落腳……種種不同理由而來到台灣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了。
我認為這與政府對於外國人居留許可審查大幅放寬的政策改變有關。在此之前，外國人想要取得居留許可相當困難，以致於無法安排在台灣長期居住的人生規畫。而今，取得永久居留後，可以自由選擇工作、購置不動產……等等，得到幾乎與台灣人一樣的生活權益。於是考慮移居來台的外國人漸漸增加。
（圖／木下諄一提供）
台灣一口氣大步邁入國際化，在此同時，與我一樣在台灣生活的外國人，從原本屬於特殊少數派的地位中脫離，獲得安定的市民權。
人的一生中，會在何種環境下度過，多半身不由己。若是我一直待在日本，老天爺為我準備的恐怕是與現在截然不同的另一種人生。來到台灣的種種歷經，我認為自己最幸運的是親身體驗並感受台灣的變化。
今後，在國際的舞台上，台灣將會一改過往的形象與地位，變身為重要的角色。是什麼樣的未來在等著呢？光是想像便迫不及待。
、吳德昌理事長(右一)與全體學員課堂後合影.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