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聯合國的統計指出，亞洲及歐洲地區已經成為國際移工遷徙人數最多的地區(詳參表1)，於西元2017年有30.89%的移工遷徙至亞洲地區及30.23%的移工遷徙至歐洲地區(United Nations, 2015)。除此之外，亞洲地區不僅是國際移工遷入的目的地 (destinations)，更是許多外籍移工輸出國(sending countries)，例如菲律賓、印尼、孟加拉、尼泊爾及印度等國都是大量國際勞工輸出的國家，而其中菲律賓及印尼等國，又以女性照顧工作者及護士輸出為大宗，勞動力人口的遷徙與照顧工作需求相互結合形成了全球遷移就業與照顧的工作鏈。
此外，許多研究也發現這些低技術且低薪的照顧工作者，在對移民管制較不嚴厲且是允許照顧工作者移入境內的國家，例如英國、愛爾蘭、加拿大和美國這四個國家，甚至是舉家遷徙，當然也增加了管制遷移勞工進入國內的挑戰(Spencer et al., 2009)；相對的，亞洲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及澳門對於低技術性的外籍移工及護士都是採取較為嚴厲的移民管制，偏向發給工作證的暫時居留權，且工作的年限都無法算入移民簽證的計算中，除非是嫁給當地的居民或是在日本通過取得護士專業證照及日本當地語言的考試通過，才能取得永久居留身分，相對而言，獲得永久居留權的路途上是困難重重。如同學者Silvey andParreñas(2019)所說:「這些遷移的工作者往往所面臨到的處境是：缺乏勞工法規保障的、維持跨國工作與家人分離的家庭關係及持有限工作期限之個人工作簽證的形單隻影」。
2019.02.03 香港地環球商場移工的購物（作者自拍）
2019.02.03 香港地鐵中環站移工假日的聚集（作者自拍）
遷移工作路遙遙:移工的美麗與哀愁
許多移工都是為了改善家中的經濟（如為了小孩受教育及改善生活品質）而成為遷移工作者，本身都是多重的角色，可能扮演著母親/父親、太太/先生或女兒/兒子的多重角色，雖然許多產業或家庭雇主希望聘用的好用的勞動力，但是每位移工都是活生生的人，背後都帶著生命的故事。在現行勞動法規、移民法規等結構的限制下，往往成為經濟上、勞動條件及社會上更為弱勢的一群人，面對到權力上的不平等與各種的剝削形式，雖有1955申訴諮詢專線及勞工相關單位對於移工權益的宣導及查察工作，仍是有部分移工因為不了解或被誘惑，而失聯或被遣返，其處境就更為弱勢；而許多待在台灣一段時間的移工，卻可能又面臨倒回母國後的重新適應問題，或面對早已改變家庭動力的家庭關係，每位移工背後的生命故事都呈現出其生命的韌性。
桃園機場入關處
桃園機場晚上半夜排隊準備入境台灣的移工
有條件的自由轉換雇主的重要性及考量
實證研究發現移工的健康狀態呈現遞減狀態，幾乎超過半數以上都會經歷主要的沮喪，且不佳的心理健康狀態往往與平均過長的工作時間和居住環境密切相關。如何避免雇主違反勞動就業契約、不公平的就業環境和缺乏尊重並落實移工應有的法律權利和人權就變得非常重要。國際勞工組織（ILO）2017也提出了「公平遷移」的概念並呼籲為「尊重移工的人權和勞工權利的遷移，並為他們提供真正的合適的勞動機會，以符合國際人權，包括勞工標準」。然而目前不敢放寬自由轉換的顧慮在於可能會造成雇主端聘用的不確定性，尤其是被照顧者家庭會擔心若移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那中重度以上失能的受照顧者及其家屬等弱勢者，永遠會在自由轉換雇主的情形下找不到照顧者，不過這也凸顯出長照制度介入社區提供服務支持的重要性，否則總是弱弱相殘，犧牲的永遠是最弱勢一群（高密度需求的照顧者及移工）。而ILO這樣的呼籲也給予台灣政府提醒，針對移工遷移政策及方案上應該朝向給予更多的彈性，如思考哪些條件下給予移工對於雇主/就業自由選擇權，尤其是在已經被雇用的移工部分或者勞動力短缺的工作類別。這樣可以給予移工權利上更多的保障，並促進勞動市場內的效率及在移工遷移上更有效的管理。
